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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供给侧改革股票 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

(向春/图)

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策,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

这种理性程度的差异,往往源于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决策官员的素质,二是官员能够掌握的数据信息。

什么是“供给侧”的“全要素生产率”?

“供给侧”目前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热词,供给侧改革要实现的目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呢?什么是“全要素”呢?有人可能会以为“全要素”强调的是所有的要素,但“全要素”真正强调的是经典要素之外的要素。经典要素是指劳动、资本、土地这三大基本生产要素,长期以来这三大基本要素对产出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尤其在农耕时代,因此成为了人们考虑生产产出时的基本要素,甚至是“唯三”要素。

“全要素”概念之所以会被提出,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学家索洛(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人观察到,影响生产产出的并不仅是这三大基本要素,当投入同样数量的劳动、资本、土地来进行生产的时候,产出结果可能会很不相同,因此需要探讨基本要素之外的其它要素,不应该只考虑基本要素,而应该考虑“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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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非常重视“技术进步”这个要素,当使用同样数量的资本和劳力进行某种生产的时候,如果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高,就可以得到更多产出。这个逻辑明白易懂,也有实证数据的支持,因此索洛的研究在1960年代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了科技研发。

当然,影响生产产出的并非“技术水平”这一个要素,其它要素也会有不小的影响力,譬如生产者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积极性等。积极性和税收制度有一定关系,如果税率太高,生产者会觉得多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大量缴税,自己得不到什么,因而丧失积极性。因此后来就有一些学者强调“减税”的重要性,认为减税可以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还可以使生产者有更多的钱来做研发,最终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用减税来提高生产率的说法在里根政府时代被广泛地接受,1980年代推出了很多减税政策,“供给侧”经济学也在此时名声大振,以致后来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错觉,以为“供给侧”就是指减税,甚至是指“小政府”。

减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地认为税低就会高增长,税高就会低增长。大量减税很可能会带来财政赤字的问题。

美国在二战之后的二十年内通过“大政府”的介入,推出了很多改进其它几个“全要素”的政策,譬如给复员军人提供奖学金,提高生产者的教育水平,对科研和基建加大投入,兴建高速公路,给科研项目大量拨款,这都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供给侧”的要素改进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影响长期发展的六个行业

“全要素”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应该注重的是整体、是长期。减税也许可以短期刺激积极性,但长期效果可能会不良(譬如赤字巨增);教育、基建、科研等要素的改善,虽然在一年之内也许看不到效果,但长期效果可能非常好。基建项目往往要几年才能建成使用,复员军人奖学金政策是在十年后使大学生数量翻一番,量子力学的科研则是在一百年后促成了信息时代。因此,思考“全要素”的时候,应该有远瞻和全局的观念:如何配置资源来改善“全要素”,才能够实现长期的发展、全面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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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全面的福祉呢?从生存的角度来看,健康、环境、安全,将会是三个至关紧要的要素;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基建、科研,也将是三个至关紧要的要素。如果供给侧能够把资源合理地配置给这六个要素相关的行业,将会十分有利于长期的发展和全面的福祉。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温饱满足之前,市场的无形之手曾高效地合理配置资源,人们可以看到,搞活市场往往能够很快地解决温饱问题。那么,在温饱满足之后呢?市场是否仍然能够高效合理地把资源配置给那六个有利于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的关键行业呢?

市场配置资源是受消费需求拉动的,当消费需求发出市场信号时,无形之手就会顺应信号把资源配置去生产满足消费需求的东西。在温饱满足前的贫困社会中,人们的消费需求主要是与温饱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在温饱满足后的丰裕社会中,温饱类的需求占总消费的比例大大减少,从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来看,贫困社会的恩格尔系数往往高达60%以上,而富裕社会则降到了30%以下。

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是对生存发展有利的,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对生存发展的影响比较复杂,有的有利,有的无利,有的甚至有害,那些及时行乐、罔顾未来发展的消费都是无利有害的。在温饱满足前,市场无形之手顺应消费需求信号,可以把资源配置得有利于生存发展;但在温饱满足之后,市场无形之手顺应消费需求信号而做出的资源配置,就未必一定有利于长期全面的生存发展。

环保、安全(国防)、基建、科研都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个人消费者难以发出适当的市场信号。教育和保健也具有外部性,而且其需求性质特殊,往往会被扭曲。因此,即使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国家,这些要素的供给也不完全依赖市场的无形之手。

要让消费者、生产者、政府都理性

市场能否为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来理性地配置资源,是要由多个因素决定的。若在温饱满足之前,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大多数的需求信号是与生活必需品相关的消费,这些消费基本上是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可以视为是有利于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的理性需求,无形之手顺应这些信号,也就可以为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做出理性的资源配置。

在温饱满足后,情况就复杂了,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消费者是否理性,是否能够理性地顾及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这个因素又和消费者的文化传统、教育水平、道德觉悟等等子因素相关。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生产者是否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感,是否能够理性地顾及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这个因素是和企业文化、法制环境、治理机制等等的子因素相关的。当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能够为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而理性地参与市场活动的时候,无形之手就可以为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做出理性的资源配置。

不过有些时候,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表现得非理性,因而使得市场的资源配置无利于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此时需要有形之手的理性干预,以便使得资源配置更为合理。操纵有形之手的是政府,有形之手的理性程度是由政府的理性程度决定的。

从历史上的实证资料来看,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策,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这种理性程度的差异,往往源于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决策官员的素质,二是官员能够掌握的数据信息。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信息的问题可以逐渐得到解决,官员的素质问题就成为了核心关键。要解决官员素质的问题,需要在政府的制度改革方面寻找出路。如何选拔素质优秀的官员?如何培养和提高官员的素质?如何形成激励机制使官员们趋向于理性、趋向于重视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

正如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理性,政府也难达到完美理性的高度,但是,消费者、生产者、政府都有改进的空间,如果这三者都不思进取、不愿意自我改进,而是听凭自己短期狭隘的利益冲动,任由无形之手做出非理性的资源配置,这个国家就可能不断地陷入危机,难以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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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 大有作为的天地

最近一两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速下行,引起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经济不景气造成了对中国出口需求的下降,面对如此的国际形势,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就需要从出口带动型转为内需拉动型。中国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向着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的方向转型呢?供给侧又应该如何配合如此的转型呢?

显然,出口转内需,并不是要让出口需求原封不动地转化为国内需求,譬如,并不是要让出口不了的衣服都转为内需销售,而是要形成新的内需以抵消出口不足的总需求空缺,这些新形成的内需应该是有利于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的。

在促进这些新内需形成的过程中,供给侧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供给侧应该考虑如何通过供给侧的调整来激发被忽视的,但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需求,思考如何释放被扭曲和被压抑的真正理性需求。譬如,供给侧若能大量供给高素质的全科家庭医生,被扭曲压抑的保健医疗需求就能够释放出来,目前由于看病难,很多人小病抗着不去看,结果酿成大病,还有很多人由于缺乏保健预防知识,不能积极采取保健预防措施,结果也酿成了未来的健康问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加强初级卫生服务的供给,是可以高效地促进全民健康的,而且还能够降低长期的医疗成本。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对这个问题作过大量调研,并且总结出具体的典范案例。古巴的初级卫生体制被WHO视为典范,其突出的成就是,用相当低的医疗成本(人均只是美国的5%),获得了相当高的全民健康成果(预期寿命和儿童死亡率都优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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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医疗服务之所以能够低成本、高效益,是因为它的初级卫生服务网涵盖深广,每120至150个家庭就有一位全科家庭医生,可以上门出诊,可以监督预防措施,社区中还设有专科俱全的社区医院,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病人随时可以去看病,由于小病早治、预防到位,使得发病率降低,因而能够减少医疗开支。

古巴能够维持如此深广的初级卫生服务网,仰仗于古巴医生的供给充裕,每千人拥有6.7名医生(挪威是4.2,美国是2.4,中国是1.4)。如果中国医疗服务的“供给侧”能够进行改革,能够提供充裕的医生,加强初级卫生服务,中国也可以在未来取得低成本、高效益的医疗服务成果。

中国股市近来跌涨疯狂,“供给侧”改革也应该针对这个问题做些工作,而且这个领域中存在着“供给侧”大有作为的天地。中国股市中散户交易量所占比例极大,很多散户投资是非专业、非理性的。

股票市场本是要给企业融资的,其目的是要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使好企业得到资源,把坏企业淘汰出局,但非专业、非理性的投资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且经常会引起疯狂的涨跌。

如果金融服务的“供给侧”能够根据投资者的情况,提供相应的专业理性服务,就很可能改变这种疯狂状况,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目标。

“供给侧”的这种服务需要有创新精神,要根据中国投资者的特点,创造具有多样化特色的各种服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创新应该是以社会的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为本,而不要以金融机构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否则很可能创新出华尔街式的奇异金融衍生品,提供诱惑投资者的服务,最终引发金融海啸,贻害大方。

在中国“供给侧”改革中,为社会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而创新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当温饱满足之后,中国人有了更多的需求,对需求进行管理,可以刺激那些有利于全面福祉和长远发展的需求,而供给侧可以通过调整资源供给来更主动地引导这些需求。当需求能够被引至理性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崛起就有了更坚实的理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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